本刊记者/郝杰  摘编整理

钱之光

　　曾任新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 后任部长、党组书记 )，直到 1981年任国务院顾问，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 ( 其中 1970—1977 年，一轻、二轻、纺织三部合并，任轻工业部部长 )，领导全国纺织工业 32 年，为开辟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

　　广招贤才，委以重任 

　　纺织工业部建部之初，需要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科技业务骨干。1950年3月，纺织工业部召开全国公营纺织厂厂长会议，钱之光在通过会议了解各地纺管局的干部配备情况后，通过中央组织部，从各地纺管局中抽调了几位局级干部，来部担任生产、计划、技术、基本建设各局的领导，并从各地抽调了一批技术业务干部。他还亲自到上海与华东纺织管理局领导商量，调集了一批各专业的技术业务骨干，充实各司局的干部队伍。

　　原华东纺织管理局副局长张方佐，是最早被钱之光委以重任的纺织专家。张方佐早年随父侨居日本，1924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纺织科。1925年回国后，长期在纺织厂从事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中纺公司工务处副处长兼总工程师，主持全公司的生产技术工作。他还针对当时技术力量严重短缺的状况，举办了不同层次的技术人员训练班，并应聘兼任诚孚纺织专科学校校长、教务长。上海解放后，他担任华东纺管局副局长，主持全上海国营纺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张方佐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纺织工程技术专家，也是一位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纺织教育家。

　　解放初期，为了解决纺织系统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钱之光把华东地区原有纺织院校进行合并，创办了华东纺织工学院，委派张方佐兼任该院院长，并聘请知名教授、纺织化学家钱宝钧担任教务长(后任副院长、院长，学校改名“中国纺织大学”后任名誉校长)。

　　钱宝钧早年留学英国，获曼彻斯特理工学院纺织化学系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在多所高校执教，抗战胜利后，担任申新系统的公益纺织研究所研究员，在纺织科技方面多有建树。钱宝钧在华东纺织工学院执教40多年，1996年荣获中国工程院颁发的首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1956年，钱之光又把张方佐调来北京，筹建直属纺织工业部的纺织科学研究院。张方佐到北京后，运用他个人的声望和影响，从上海等老基地调集知名专家和技术骨干30多人，和该院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很快完成了纺织研究院的筹建工作。不久，他又兼任新筹建的北京纺织工学院院长。

　　在纺织工业部的日常生产技术工作中，钱之光对于从几个老纺织工业基地抽调来部的资深纺织染整专家如黄云骙、杜燕孙、吴士锴等，都十分器重，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他还热情支持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等学术团体开展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团结广大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工作积极性。

　　有些革命老干部，虽然没有学工程技术的学历，但在工作中能够刻苦学习业务技术知识，很快变外行为内行，同样受到钱之光的重用。纺织工业设计院院长俞鲤庭，解放前在香港任《华商报》要闻版主编。他针对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撰写出版了一系列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小册子，在香港知识界颇有影响。钱之光到香港接送民主人士时认识了他，知道他十分向往进解放区投身革命，而苦于没有机会成行，就把他带到北京，接着又把他调到纺织工业部。他不但文笔出众，对于生产、建设方面的业务、技术工作，也能够通过刻苦钻研而很快入门。1952年纺织工业部组建设计公司时，任命他为经理；设计公司升格为部直属的纺织设计院后，他就担任设计院的副院长、院长，直到高龄离休。俞鲤庭在设计院，带领设计人员兢兢业业工作近30年，完成了一系列工程项目的设计任务。有人认为，俞鲤庭对于纺织工厂，尤其是化纤工厂设计业务的熟悉程度，不亚于科班出身的化纤专家。

　　解放初期，科班出身的化纤技术人才在我国很少。而早年留美学化工，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和美国两个人造丝公司工程师的李志方，却在上海宏文造纸厂工作，未能充分施展才华。钱之光把他调到纺织部，先投入上海安乐、辽宁安东(后改名丹东)两个人造丝厂的恢复建设；1958年又调到纺织工业部设计院，在俞鲤庭领导下，参与主持了南京、新乡、辽阳、仪征等大型化纤工程的规划和设计工作，1989年荣获首批“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上世纪90年代退休后，长住美国。他从报纸上看到国内成立钱之光奖学金的报道，特地给陈锦华写信，要求参加捐助。其实这时他的生活已不富裕，主动要求参加捐助，完全是出于他对钱之光的敬重。钱之光给知识分子留下的印象，由此可见一斑。

　　钱之光爱才心切。对于技术上有所建树的技术干部，他都常记在心，总想予以重用。据俞鲤庭回忆，纺织工业部办公楼由许屺生工程师主持设计，刘艺工程师负责施工。位于东长安街的这座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房，建在天安门前金水河向东延伸的旧河道边，地基较差。当时大家忙于部署各新建纺织基地的建设，不可能为办公楼的建造下大力气，原想先简单建一幢应付急需，十年以后再建新的，因而也没有在地基上大做文章。不想这幢办公楼在许、刘两人的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下，建得很好，而且结实耐用，造价又低廉。钱之光很满意。

　　此后一提起基本建设，钱之光就以部大楼的建设为例，说明“基本建设的得失，常常不是以元为单位，而动辄是千元、万元，一定要慎之又慎。”此后，许屺生到设计公司、刘艺在基本建设局，都为纺织工业的基本建设做出了成绩。

　　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纺织工业部及其所属机构的技术骨干基本配备完成。钱之光对于这样一支经过多年考察、选调，逐步组合而成的班底十分珍视。其中有些成员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影响工作积极性时，钱之光总是在运动高潮过去后，仍然给他们布置适当的任务，使他们从中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领导的信任，继续兢兢业业地安心工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下放时，钱之光认为，“坛坛罐罐”丢了好补，人才散了难觅。为了保住这支队伍，他建议并经国家计委批准，于1968年在湖北、湖南等地建了一个纺织厂、一个纺织机械厂，再加上此前已经批准列入计划的一个化纤厂，把纺织工业部和所属科研院、设计院的人员集中下放到这三个工厂。之后，“一部两院”恢复工作，钱之光又把下放的干部分批调回使用，工作迅速展开，证实了钱之光的爱才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