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早期的“新富阶层”，还是现代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的富裕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大都与之前的旧体制有着无法言说的暧昧关系。

    依靠体制转型致富的群体对体制存在依赖，对快速变革的时代却缺乏安全感；新技术风潮逐渐过去之后，互联网企业发现垄断资源与政策优势始终无法超越；而依赖土地拆迁致富的群体则缺乏亲手创造财富的能力。

    作为中国社会眼中的“中产阶级”成员，他们对于自身社会阶层的认定其实也暧昧不清。这股不确定、不安分的力量，在汤汤水水的物质生活中促使品牌商家为适应新消费而做出变革。

    目前，中国社会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依旧模糊，人口基数过大，导致这个群体真实存在、产生作用，却又难以概括。然而，从中国百货业、服装业近十年的变化中，不难看到新消费需求与习惯对服装零售业产生的影响，幕后的变革力量正是来自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

    洋品牌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看好，从高速的开店频率可见一斑。上至爱马仕、香奈儿，下至优衣库、ZARA。因为定位策略不同，品牌也遇到了不同的市场际遇。

    截至2013年5月，优衣库海外门店数达到410家，其中中国区有212家。进军中国市场之前，优衣库将品牌锁定在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定位让品牌吃足苦头。

    潘宁，2005年底担任优衣库中国区总经理，当时的优衣库在中国内地被视为一个低档品牌，门店持续亏损。不久，他接到了优衣库撤出北京市场的总部命令。

    优衣库在日本走的是大众化路线，普及率高达80%以上，日本的中产阶级几乎都拥有优衣库的服装。潘宁表示，当初在中国也希望达到非常高的普及率，成为整个中产阶级都认同的休闲服品牌，“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日本有90%的人都有一种中流意识，而且整体发展水平高，这些中流意识的人都拥有一定的购买力。因此，我们可以普及整个中产阶级。但是在中国，如果要达到这么高的普及率，势必要将产品价格下调非常大的幅度，这在我们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潘宁如是说。

    当时，日本优衣库的营销口号是“以市场最低价格持续提供高品质的商品”，但这个“市场最低价格”是指日本市场所谓的最低价格，和中国的概念完全不同。

    “暂时无法成为中国的大众化品牌，所以就只能先锁定中国的中产阶级人群，主要考虑月薪5000元人民币以上的消费者。”潘宁说。

    优衣库是在先进国家发迹的企业，当被带到一个急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短时间内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品牌定位十分关键。而日本的中产阶级，与中国的中产阶级也不能同日而语。对于洋品牌，如何定位目标客户群，乃至如何在品牌总体定位的基础上本地化，是品牌能否抓准市场机会的关键。

 

    中国未来需要更多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既有中国特点又与“国际接轨”的概念。

    在我国香港，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收入并不能够成为被强调的起点。“就香港而言，月薪2万~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这并不是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买什么样的衣服，看什么样的书⋯⋯”

    吕大乐界定中的香港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按照这样标准，香港的中产阶级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30%。

    ICICLE之禾CEO叶寿增对中产阶级的划分定义，与吕大乐相似。来自上海的ICICLE之禾主打天然、环保的职业装，始终将消费者定位在中产阶级职场精英。叶寿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这些中产阶级人士还必须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专业特长来获取收入和赢得社会地位。换句话说，ICICLE之禾的服装是卖给真真正正自己工作挣钱的职场精英。”

    以“天然、环保、通勤”为品牌口号的ICICLE之禾，在产品材质上极度讲究。比如，有机棉里衬、植物萃取染色技术等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制造技术，在服装界属于少数。叶寿增也坦言，对品质的苛刻，自然会增加运营成本，但是他的本意，就是针对中产阶级职场精英，而不是普罗大众。

    “我们可以说是行业里目前唯一一家主打天然、环保的职业装品牌。扎堆同一品类，本土品牌很难跟海外品牌竞争，不如将行业细分化，细分到更具体、更符合自然秩序、更能满足未来消费诉求的定位。中产阶级对产品的品质有更高的要求，更关注地球资源的保护，也愿意为了舒适的消费体验，购买价格更高但是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产品。”

    叶寿增说，品牌发展的前十年是在为未来做准备。“我们是为未来的中国消费者做衣服，为未来的中产阶级职场精英提供更好生活的解决方案。”

 

    快速成长的中国中产阶级，无疑是消费品市场的潜力股。它存在的价值，对释放消费潜能、扩大内需有积极意义。

    普华永道在2013年冬季达沃斯年会上发布报告称，全球CEO信心相比以往整体飙高，但金砖四国形势微妙：除中国外，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企业家信心都有所下滑。

    中国与其他金砖三国所处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大体相同，某种程度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空间相比其他金砖三国更窄，所遭受的外部需求弱化更为严重，却为何中国企业家信心指数高于其他金砖三国呢？

    对此，普华永道给出的主要解释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上升迅速，他们可以拉动中国的内需，潜力无穷。目前美国的GDP有70%靠内需拉动，印度是60%，中国则只有40%。”

    事实上，中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之所以能高于其他金砖三国，更为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对已然启动的新一轮深化改革的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这不仅意味着行政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将会得到彻底转变，更表明企业家群体在未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将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企业家的信心，更多是源于对新一轮深化改革的期待，当社会资源配置得到完善，中产阶级的内需也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对于调整升级中的中国服装业而言，精致化、细分化、个性化、品牌化的发展思路，恰恰与中产阶级人士的消费文化特征完全吻合。

    提起中产阶级，很多人的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衣食无忧、名车豪宅的富足生活。由于缺乏官方标准，各国对中产阶级的定义都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中产阶级？住房条件、家庭轿车的购买能力当属两个最主要的硬性指标。然而在衣食消费上，中产阶级似乎并没有具体的所谓硬性标准。吃完米其林大餐去国家大剧院听一场音乐会，或者去天桥听郭德纲的相声然后喝碗豆汁，从精神志趣上来说，实则并无高下。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420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按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4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8483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4518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2415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6389元。

    数据一公布，网民纷纷吐槽。56389元的“高收入”在北上广最多也就能买两平方米房。虽然国家统计局随即表示，高收入组是指，将城镇调查户按照家庭人均收入由低至高排序分成五等份，其中排位最高的那一组就是高收入组。即高收入组是指全国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群体（以户为单位），约有1.5亿人口，并非人们心目中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群体。

    “高收入人群”、“中产阶级”、“中等收入人群”、“新富阶级”的一系列称号似乎都在谈论着同一批人。然而对于这群人的定义却依然未有统一标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群体的消费方式都应该属于中产阶级消费行为，而这种“中产阶级消费”正改变着中国时尚界、服装界。